崔向群：情系觀天 扎根大地

新華社記者 金立旺攝

郭守敬望遠鏡是目前世界上口徑最大、獲取光譜率最高的光譜巡天望遠鏡。

主導郭守敬望遠鏡項目的是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她率領她的團隊用12年時間攻堅克難，終于實現(xiàn)中國天文望遠鏡對世界先進水平的追趕與超越。

輟學不棄學

在那個重大新聞靠高音喇叭傳播的年代，崔向群至今仍然記得她人生中兩次重要的“喇叭聲”：第一次，是1971年恢復招收工農兵大學生；第二次，是1977年恢復高考和招收研究生。“這兩次機會，缺少哪一次，我的人生都有可能改寫。”

崔向群出生在一個干部家庭，從小成績優(yōu)異，但“文革”期間，她的求學道路中斷了，不得不順應時代大流，跟上千萬的知識青年一道上山下鄉(xiāng)。

1969年，崔向群被分到江西建設兵團農機連。此后３年，她白天跟著師傅修拖拉機，閑時自學高中數(shù)學、物理，還跟著一位好友學習針灸。

“我當時的直覺，就是想讀書，有書讀就好。”崔向群回憶說。

1971年，崔向群獲得大學推薦名額。然而，上學道路最初并不順利。她的分配指標從上海某醫(yī)學院，換成華東工程學院（現(xiàn)南京理工大學），專業(yè)也從計算機專業(yè)調到光學儀器專業(yè)。

崔向群對醫(yī)學頗感興趣，但仍然選擇了服從分配。“對我們那代人來說，讀書的機會太難得了，有書讀就不錯了。”崔向群說。

1977年，宣布恢復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高音喇叭響起。崔向群興奮地跨上自行車，騎行40里山路，去縣城報考研究生。接下來的半年多時間里，她全身心投入復習……

一年后，崔向群成為“文革”后中科院招收的首批研究生，開啟了天文光學研究的新征程。

學以致用

大學畢業(yè)后，崔向群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飛機制造廠工作。但她為了專業(yè)對口，堅決要去江西光學儀器廠工作。

當她從南昌乘火車、轉汽車又步行了好幾里山路才到達儀器廠時，廠里組織干部問她：“你怎么要到山里來？我們想出都出不去呢！”

儀器廠沒有給她安排任何技術崗位，而是讓她去光學車間當工人。“山溝就山溝，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學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堅持了下來。

在偏遠的軍工廠里，崔向群想盡一切辦法“沒事兒找事兒干”：手工修磨透鏡不僅操作累，還會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設計了一種手持夾具卡住透鏡進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鏡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辦法，她就設計了火漆機；看到高速拋光機沒人使用，她就主動要求試驗高速拋光工藝……

崔向群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止。“我的出發(fā)點就是要做事，學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義。”她說。

棄“小家”為“大家”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總部設在德國的歐洲南方天文臺，沉浸在當時全球最大天文光學望遠鏡的項目攻關中。有一天，她收到導師蘇定強院士的來信。

信中，蘇定強提出在國內開展大規(guī)模光譜巡天的天文學戰(zhàn)略設想，建立大視場兼?zhèn)浯罂趶降墓庾V巡天望遠鏡的構想。由于技術挑戰(zhàn)難度非常大，項目組希望崔向群加盟。

“參加‘大天區(qū)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項目就是參加‘敢死隊’，而你就是‘敢死隊’隊長。”蘇定強向崔向群發(fā)出召喚。

得知消息后，歐洲南方天文臺一再挽留她；德國一家大企業(yè)也邀請她去工作，并承諾兩年后派她回中國工作……崔向群謝絕所有挽留和邀請，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國內。

在國內，崔向群一家三口擠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內，她每月工資也降到原來的40分之一。面對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國《科學》雜志采訪時說：“我很高興回國，這架望遠鏡將使中國為世界作出貢獻。”

然而，科研背后的艱辛，不足為外人道。研制最困難的時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潑冷水。崔向群既要當“濾波器”穩(wěn)定軍心，又要當“推進器”鼓舞干勁，更重要的是要帶領大家解決主動光學、拼接鏡面、光纖定位等諸多世界級技術難題。

繁重的工作讓她落下了嚴重的頸椎病并伴有高血壓，而她仍然通宵達旦地忙碌，還經常向同事們介紹“經驗”：困了喝咖啡，睡不著吃安定。

對于這么多年的拼搏，崔向群從來不后悔自己的選擇。唯有對兒子成長的忽視，讓她感到有些遺憾。當1994年回國時，她10歲的兒子已適應了德國的小學生活，回國后一直難以融入國內的生活，成長的經歷多有不順。

“我篤定任何事情必須要全力以赴，東抓一把西抓一把肯定都做不好。在家庭與事業(yè)、大家和小家之間，我做了自認為正確的選擇。”崔向群說。（據(jù)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