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江蘇省淮安市確定周恩來總理童年讀書處周邊的三元巷民居、千霞舊書屋等八處建筑為不可移動文物。僅僅過去七年時間，八處已被拆六。令人憤慨的是，當?shù)卣�府正是以建設“總理童年讀書處周邊特色街區(qū)一期項目”工程為名，對文物所在地塊進行征收，復而拆除的。

拆掉真文物，建設假古董，七零八落的是“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的精品”，七上八下的是文物保護者與旁觀者的心。根據(jù)2013年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建設工程選址，應當盡可能避開不可移動文物；因特殊情況不能避開的，對文物保護單位應當盡可能實施原址保護”。實在是無法實施原址保護，必須遷移異地保護或者拆除的，“應當報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政府批準”。顯然，當?shù)卣�府違法違規(guī)了。據(jù)報道，這起“破壞不可移動文物”案，已被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立案，并將于近日開庭。

淮安清水區(qū)政府這樣枉顧市文物局“不可擅自拆除”的告知，一再拆毀文物，正是本案的最大痛點。前不久，位于哈爾濱的開國上將劉亞樓舊居、東北民主聯(lián)軍獨立團舊址和獨立團炊事班舊址等多處不可移動文物被拆毀，引人關注，2014年徐州市賈汪區(qū)委區(qū)政府與徐礦集團簽署協(xié)議擅自拆除韓橋煤礦舊址一案，更在今年被列入國家文物局的行政執(zhí)法十大指導性案例。確立不可移動文物，是國家為文物保護拉起的紅線，“對于不可移動文物來說，無論是所有權人，還是負有監(jiān)管責任的行政機關，都無權處置。”

城市的治理者，擘畫著城市的發(fā)展藍圖，但在法治理念之下，也并非可以隨意“生殺予奪”，更不能為了一時的經濟利益而肆意毀壞無價的“歷史遺存”。對于城市的歷史和記憶，如果失去基本的敬畏，只會抹去城市記憶，造成千城一面，讓后人遺憾。有人說，鄉(xiāng)土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轉型，城市化與傳統(tǒng)人居環(huán)境間的張力不可避免。然而，有遠見的城市治理者一定會在保護與開發(fā)之間，偏向保護多一些。這樣的選擇，并非是利益天平上精確計量出來的，而是因為歷史的教訓已經太深刻。

梁思成對保護北京城的呼號不被人理解，濟南的標識濟南老火車站拆除后重建。正是因為對城市歷史文化的“不知不覺”，才會一哄而上地“造城”，留下“千城一面”的尷尬；正是對城市建設規(guī)律的“無知無畏 ”，才有了對傳統(tǒng)的肆意破壞，做出割斷歷史文脈的糗事；正是對城市文化保護價值的“后知后覺”，才有了很多老建筑先拆后復建的滑稽反轉。

城市是時間與空間的乘積，老建筑尤其是不可移動文物更是城市發(fā)展的記憶體，是城市不可移動的精神坐標。梁思成先生曾說過：“城市是一門科學，它像人體一樣有經絡、脈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學的對待它，它會生病的。”當下，不少城市在建設浪潮中病得不輕，最顯著的癥狀其實是一種心理的扭曲：只將高樓新區(qū)看作城市，只將新規(guī)劃出來的算作城市。如此一來，城市越來越新，卻也越來越“面目可憎”，越來越“遠離人心”。

城市發(fā)展也要講“基本法”，對城市歷史的敬意應是“不可移動”的。或許，我們過于期待城市治理者觀念的更新，因為僅僅停留在觀念倡議往往缺乏拘束力。以往經驗中，對文保不力的政府部門缺少應有的懲戒手段和措施，導致了不少地方的率性而為、膽大妄為�；窗驳陌缸咏o我們的啟示正在于：對不可移動文物的毀壞也是對環(huán)境的破壞，在文物保護公益訴訟尚無明確法律依據(jù)的情況下，還可以納入環(huán)境公益訴訟，地方政府須為此擔責。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避免今人拆前人，才能避免后人復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