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仲秋報社。古人對天地、自然都充滿敬意，唯獨清明，是古人對于‘人，的尊重。”上海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陳忠道出這一節(jié)氣的與眾不同，“正因為此，中華兒女過清明時，傳承家風、家訓是與祭掃同樣重要的命題。”

　　昨天下午，由市文明辦和SMG廣播中心主辦的“我們的節(jié)日———海上暢談·話清明”在青浦區(qū)朱家角水樂堂舉行。著名音樂教育家賀綠汀的女兒賀元元、上海鐘表大王孫梅堂的外孫女毛佩令、“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之一上官云珠的兒子韋然、書畫家王退齋的女兒王輝等人先后分享先人點滴。對子女后輩而言，先人一言一行、一歌一詩，都可成流傳后世的家風訓誡。

　　“告訴父親，《游擊隊歌》唱到了天安門廣場”

　　賀元元著一身紅衣上臺。在她看來，追思父親賀綠汀本就是樁紅色的、充滿暖意的事情。

　　在賀家，紅色意味玫瑰。“父母生前跟我們說，在世時待我們好些，過世以后，只要每年放一束花即可。”賀元元說，這束花里必有一朵鮮紅的玫瑰。等父親賀綠汀過世后，一朵玫瑰成兩朵，賀元元說那是父母間的相濡以沫感化著女兒。“我父親從不主張給自己過生日，可母親90歲生日那天，他讓我買了9朵玫瑰，他自己則一大早從醫(yī)院趕回家。”那天，當著音樂學院老同事的面，老院長賀綠汀一身灰色中山裝，在沙發(fā)上挨著夫人坐下，沒說什么賀詞，只情不自禁地擁抱了一下。自此后，玫瑰是兩位老人的長長久久的見證。

　　在賀元元看來，紅色也是父親一生歷經坎坷卻樂觀積極不改初心的屬性。一回，賀元元在外用餐，鄰桌有人認出這是賀綠汀的小女兒，便合唱起《游擊隊歌》。“我們都是神槍手……”唱著唱著，一桌變兩桌、三桌，領唱的對賀元元說：“在那艱苦的年代，像這樣曲調輕快活潑的抗戰(zhàn)歌曲真的不多，感謝賀先生！”賀元元回憶，《游擊隊歌》誕生于山西臨汾市一間煤倉里。2011年，她與大姐賀逸秋隨央視紀錄片攝制組前往臨汾尋找這間煤倉，但它早已在歲月洪流中消隱。不過那次臨汾之行，他們卻有意外驚喜。“《游擊隊歌》原來有兩段歌詞。我們在臨汾發(fā)現了父親的手稿。”從中可見這段歌詞的全貌———“哪怕日本強盜兇/我們的兄弟打起仗來真英勇/哪怕敵人的槍炮狠/找不到我們的人和影/讓敵人橫沖撞/我們的陣地建在敵人側后方/敵人戰(zhàn)線越延長/我們的隊伍越擴張/不分窮/不分富/四萬萬同胞齊武裝/不論黨/不論派/大家都來抵抗！我們越打越堅強/日本的強盜自己走向滅亡/看那最后的勝利日/世界的和平現曙光！”歌曲誕生的1937年，正是淞滬戰(zhàn)場節(jié)節(jié)敗退、太原落入敵手的時候，讀懂這段歷史，便能知曉賀綠汀的創(chuàng)作在那哀鴻遍野的年份鼓舞了多少中國人。

　　去年9月3日大閱兵時，抗戰(zhàn)歌曲聯唱里就有《游擊隊歌》。賀元元說：“今年清明時，我會告訴父親，《游擊隊歌》唱到了天安門廣場。”

　　常詠父親“水仙詩”，清白立于滾滾塵世

　　對詩畫家王退齋來說，他留給子女的家訓，則是水仙那般的純潔。

　　王輝的回憶從她40年前與父親同進菜市場開始。“一小販坐在一堆大蒜頭后面，父親一見，馬上就發(fā)現，其中有一棵是水仙花梗。”王輝記得，父親向攤主說明，那是棵水仙，卻被對方送記白眼，“要養(yǎng)你自己去養(yǎng)”。古稀老人聞言，小心翼翼地拾起水仙梗，像寶貝般帶回家好生伺養(yǎng)。“我們都覺得那水仙是殘破的，父親卻悉心養(yǎng)出了晶瑩剔透的花。”后來，王退齋告訴子女：“無論一個人的命運被拋到哪里，無論身處怎樣的環(huán)境，都要潔身自好，保持人品。”王退齋還特意作了一首《殘水仙》：殘妝猶是水中仙，底事沽身到市廛？　直與青蔥同論價，難和綠萼共爭妍。清泉白石誰將護？玉骨冰姿只白憐。忍使名花任憔悴，解囊我為贖嬋娟。

　　上世紀80年代，梅蘭芳紀念館請王退齋畫梅蘭芳肖像。“那時家中的房子很陳舊，誰走路動靜大些，地板就跟著振動，父親為了靜心作畫，只能每晚半夜起來。”讓王輝和家人吃驚的是，幾個通宵熬下來，父親的作品卻讓人大跌眼鏡，“怎么一張宣紙上，梅先生的畫像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周邊全是空白。”直到父親告訴她，紀念梅先生，這畫不該是他一個人的。他請來書畫界朋友，這位在畫像周邊寫上贊賞梅蘭芳的詩詞，那位補畫一些表現梅蘭芳精神的竹與梅。有人以為王退齋會把這幅集齊名家手筆的畫拿去拍賣，豈料他不取分文捐了出去。“這像極了他的一生。”王輝說，“清白立于滾滾塵世，這也是他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文匯報首席記者　王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