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復活村小

那呂梁山中群峰環(huán)抱的校園成了黑色的煤炭堆場。喬子頭與學校有關(guān)的很多痕跡都不在了，課桌板凳、教學用具，甚至暖氣片都被拆走。孩子們離開村子出遠門求學。教室門口掛上了“紅白理事廳”的牌子，見證了喬子頭村此后每一場隆重的婚喪嫁娶。

　　在有據(jù)可考的村志里，喬子頭學校起步于20世紀60年代農(nóng)民窯洞的炕頭上。它獲得過世界銀行貸款，接受過企業(yè)捐資，它距今最近一次興建校舍是在12年前，占用了15畝耕地，犧牲了1000多株棗樹，但在2012年夏季，它告別了最后4名學生，宣告關(guān)閉。

　　21世紀開頭的10多年里，中國農(nóng)村到處都能看到類似的變化。那些在“人民教育人民辦”的口號下，靠鄉(xiāng)親添磚加瓦辦起的農(nóng)村中小學經(jīng)歷了大范圍的“撤點并校”。在2000年到2010年間，農(nóng)村小學減少了一半，平均每一天有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中學消失。

　　因此，喬子頭學校的關(guān)閉既不稀奇，也不重大。

　　但是，在關(guān)閉3年之后，喬子頭學校又活了過來。在山西省呂梁市國家級貧困縣石樓縣，像它這樣死而復建的農(nóng)村小學，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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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子頭村的“新班子”，一門心思要復建這所學校。

　　2015年正月初二，新任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召開的第一次村民大會上，這個計劃就被作為“第一件事”提出。

　　會議在教室改成的“紅白理事廳”里舉行，屋子被打工返鄉(xiāng)的村民填得滿滿的，背景還是不久前辦喜宴留下的紅色“喜喜”字。這也是村小復建的首次動員大會。沒出正月，第二次動員大會召開了，全村幾百號人拍了張“全村福”。

　　“不重視教育的村委，不是合格的村委。”村委會主任劉喜生多次說，如果學校恢復不了，自己這個村主任“不當也罷”。他的手寫發(fā)言稿有點潦草，還有不少錯別字，但他一再強調(diào)，學校“關(guān)乎未來”。

　　村支書劉直旺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學校停辦前疏于管理，老師上午10點多才來，下午4點便離開。生源鼎盛時有300多人，逐步流失。久而久之，看到村小衰落趨勢，家長紛紛把孩子送到縣城。后來還有二三十名學生沒走，當學校一撤，他們也被迫轉(zhuǎn)走。

　　他說，鄉(xiāng)親們重視教育，許多家長到縣城租房陪讀，有家不能歸，有地無法種，牲畜沒法養(yǎng)。村小被撤之后，這些父母送孩子出去上學，坐在三輪車里的鋪蓋卷上，有的摟著孩子直哭。學校銷聲匿跡，村莊也隨之凋零。

　　“年輕人全走了。”劉直旺說，學校撤銷的幾年間，村子平日里冷清極了，只有犬吠和過路大貨車的轟隆聲才能偶爾打破寂靜。

　　劉直旺前幾年多次在村里的黨員代表會上提出要重建小學，一直沒得到響應(yīng)。2014年的一個晚上，他找到了劉喜生和本村走出的公辦教師劉保平，“密謀”恢復小學一事。

　　不久，村委換屆，劉直旺、劉喜生走馬上任。

　　劉喜生表示，他是“為了辦學校才當干部”的。他此前常年在外跑長途運輸。

　　村委會做過調(diào)查，村小關(guān)閉后，村里轉(zhuǎn)走了60多戶人家的80多名學生，多數(shù)人選擇去23公里外的石樓縣城而非兩公里外的裴溝鄉(xiāng)中心小學就讀，就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條件。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不惜舉債。房租等開支加上家里各項損失，每戶每年要損失兩三萬元，全村損失達到150萬～200萬元。

　　而這個村子人均年收入不足2500元，成年男性多外出打工。

　　不知怎么辦學的村干部，曾去本縣和鄰縣的農(nóng)村小學考察，也去周邊村莊摸過“市場需求”。但他們清楚，最重要的是取得石樓縣教體局的同意。

　　起初，在縣教體局的樓道里，村支書和村主任四處碰壁。劉喜生感到“我們就是個農(nóng)民”。

　　教體局一直擔心沒有學生，不同意恢復學校。他們提出哪怕辦私立學校也可以。但教體局指出，這么大的一個學校不能隨便拿來給村里辦私立學校。

　　2015年4月，劉喜生帶著資深教師劉保平所寫的《關(guān)于恢復喬子頭中心村明德小學的請示》第三次去教體局。關(guān)于辦學經(jīng)費問題，他們提出，“需要多少村里就給多少，只要教體局出面同意辦這個學校就行。”

　　“下次帶上錢就來，沒錢就再也不來了。”他保證。

　　根據(jù)雙方協(xié)商，村干部提出，村里可以提交50萬元保證金。如果學校辦成，招生成功，教體局再將這筆保證金退回。如果辦校失敗，保證金無須返還。

　　教體局同意了。

　　2015年5月20日，喬子頭村舉辦了一場“愛心助教儀式”，劉直旺自費搭建了舞臺，準備了礦泉水，村民們頂著太陽暴曬到場，有的甚至從省會太原專程趕回貢獻力量。

　　儀式開始前，村里的秧歌隊、鑼鼓隊喜氣洋洋上陣。一首歌曲和一曲薩克斯演奏結(jié)束后，劉直旺和劉喜生念出了準備了三四頁、由劉保平老師代寫的發(fā)言稿。

　　他們承諾，大家有多少力出多少力，這些錢只是暫借，年底一定還給他們。

　　“有人可能要問，萬一學校辦不起來怎么辦……如果真有萬一，我喜生就是砸鍋賣鐵也在年底給大家把錢還上！”

　　他們反復強調(diào)辦學對村子的未來有不可替代的意義。拿著發(fā)言稿的他們顯然沒有平時說話時自在，時不時磕巴一下，或者偶爾停下喝口水，看看下面大家的反應(yīng)。

　　他們面前放著幾個空飲料箱，被貼上了寫著“暫助”二字的紅紙，準備承載這個村子恢復活力的希望。

　　村民出錢的時候話不多，“我多少”是他們交錢登記時的基本句式。誰“暫助”多少錢，被同時寫在了一個大橫幅的背面，名字金額都一目了然。

　　村民拿出三萬五萬元的有，幾千元的有，一二百元的也有。“人有窮富，本事有大小，只要盡心盡力就行。”劉喜生說。

　　看到同村人的踴躍，發(fā)起此事的劉直旺、劉喜生很受感動。他們覺得一定也能感動縣里的領(lǐng)導，于是滿心歡喜地各自回家吃起了面條。

　　還有企業(yè)提供了贊助。接受贊助時，劉喜生跟企業(yè)代表站在了主席臺后面，過了一會兒才反應(yīng)過來，應(yīng)當站在臺前拍照留念。

　　總數(shù)是65萬元。他們原本預(yù)計，村民籌到三四十萬元已屬不易。最多的一戶出了10萬元，是劉直旺的兒子。劉直旺和劉喜生各出了5萬元。

　　當劉喜生和劉直旺、劉保平次日開著車，帶著一飲料箱人民幣來到縣里時，他們興奮地看到，教體局的領(lǐng)導表情很驚訝。

　　又跑了幾次教體局簽下協(xié)議之后，他們才拿到了“同意”二字。

　　隨后，他們開始了為期近一個月的招生宣傳。

　　臨近的曹家峪、坪底、郭家河等幾個大村被他們跑了個遍。“政策”包括獎勵入學小學生千元、移民子女就近讀書免費提供住房并給一塊水澆地。他們自掏腰包在村口立了30張廣告牌，發(fā)了約有500份彩色招生傳單。

　　首份招生簡章稱，“望鄰近村莊的學生踴躍前來報名，我們將成就你的夢想，讓你受到良好的教育。”簡章中還承諾開設(shè)音樂、美術(shù)、書法等培訓課程。

　　質(zhì)疑的聲音也從沒消失過。“現(xiàn)在肯定沒人回去”“好是好，但是不信你們能辦起來”。每次聚起村民進行宣傳時，他們就不免聽到這樣的聲音。

　　他們開始自己找校長，找老師。一開始他們找了一位本鄉(xiāng)的老教師，有一次村民大會這位老師都已經(jīng)參加了，但是最后“辦不成”的輿論還是嚇退了他。“一旦辦不成，臉面丟不起”是他最大的顧慮。

　　當時，劉喜生熟識的石樓一中教學名師、省級學科帶頭人張潤平剛結(jié)束了一次農(nóng)村支教，本準備七八月回一中。

　　他們跑到張老師在縣城中的家3次，“死纏爛打”，上午說不動，下午繼續(xù)說。最后，考慮到個人感情，張潤平答應(yīng)出任校長。

　　2015年8月20日，一切工作準備完畢，劉直旺和劉喜生邀請了縣教體局和鄉(xiāng)中心校等的相關(guān)領(lǐng)導，參加了“喬子頭農(nóng)村返鄉(xiāng)動員大會”，也是關(guān)于這所村小復建的最后一次動員大會。

　　開會前，劉直旺騎著摩托，到兒子開的加油站里用報紙包了5萬元現(xiàn)金。

　　當天，每一個報名的學生，都當場領(lǐng)到了1000元現(xiàn)金獎勵。對于真正的貧困戶而言，兩個孩子領(lǐng)上2000元獎金，頂上了自家男人出好多次短工的收入。

　　此時，喬子頭學校，這所石樓縣面積最大的村小操場，已顯得干凈整潔許多。他們雇了十幾個男村民，在這里刨地、除草，清理惡臭的垃圾，又叫鏟車來拉走了幾大車煤。野草最高長到了一米多，兩個機動三輪車足足運了四十幾車才讓操場恢復模樣。

　　2004年喬子頭學校新校舍選址于此時，也經(jīng)歷了這樣的“開荒”，推平小山包，砍了好棗樹。這次清理所花的1萬多元，又是村支書、村主任自掏腰包。

　　直到9月，整修還未結(jié)束，喬子頭學校在沒有開學典禮的情況下安安靜靜地開學了。包括幼兒園的孩子，80多人入學，半數(shù)是本村子弟。

　　只是，領(lǐng)了千元獎金的孩子中，有兩人因父母意見不合，并未到校上課。這2000元獎金有去無回。

　　今年，喬子頭學校復建后的首批3名畢業(yè)生產(chǎn)生。學生們順利升入初中，其中一個男孩還考了鄉(xiāng)升學考試的頭名。

　　2

　　石樓縣教育局最終收取了30萬元保證金。但在2016年農(nóng)歷春節(jié)的前兩天，又如約返還。

　　眼下，喬子頭村“暫助”款花名冊那滿滿7頁名字里，只有支書和主任的10萬元還沒返還。他們還總計搭進20多萬元到學校的各類開銷中。

　　從外表來看，占地1萬多平方米的喬子頭學校很是像模像樣，從寬闊平整的操場望去是群山蒼茫。擁有16間教室的二層教學樓，建筑面積350平方米的教師宿舍，和飄揚的國旗，掛滿的標語、守則和勵志故事，構(gòu)成了這所村小的全部外觀。

　　操場里的體育設(shè)施是生銹的雙杠和破爛的籃板。每層樓中間，一道鐵門讓學校和村委會分治半邊，學生數(shù)量暫時還不足以填滿超過半數(shù)的房間。

　　校長張潤平說，學生均為返鄉(xiāng)農(nóng)民子弟，一年級至六年級有48人，幼兒園孩子有33人�，F(xiàn)任正式代課教師6名，臨時代教6名，屬“二級復式教學”——6個年級的學生坐在3間教室里。兩個年級一同授課，一節(jié)課40分鐘，“只能一個年級講課20分鐘，另一個年級做作業(yè)”。

　　他說，由于小學教師嚴重不足，臨時代教在縣里很常見。

　　石樓縣教體局宣教科負責人劉志遠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目前全縣4鎮(zhèn)5鄉(xiāng)134個行政村中，村小不足10所。喬子頭學校有6名教師是教體局派來的正式公辦教師，在經(jīng)費上該校也與其他公辦學校一樣。

　　學校里有幾位代教老師，超出了教體局負擔的數(shù)量，工資由村里負擔。一位教師直到辭職，仍被拖欠著每月1200元的工資。村委會沒有財力。“我自己的錢也用得差不多了。”劉直旺擔心地說。

　　在“全免費”的第一年過去之后，第二年孩子們只需按有關(guān)部門規(guī)定，交相應(yīng)的練習冊費用即可。三身校服、老師的電腦、學校打印機、兩個籃球、幾副羽毛球拍和跳繩都由社會捐助。幼兒園的10個全塑搖搖車和兩套積木是劉直旺花了2000元自費購買的，小學各科目練習題是張潤平自費在縣城里買好，再用學校的打印機打好發(fā)給學生的。

　　老師，尤其是代教老師，同工卻只能拿到三分之一的報酬。找到真正喜愛孩子的代教老師成了令校長頭疼的事。

　　可真的找到后，代教老師中的優(yōu)秀者，很快會參加“特崗教師”或是公務(wù)員考試，謀求更好的個人發(fā)展。去年的代教老師中已離職了兩位。今年3個新來的代教老師中，也有人正在準備特崗教師的考試。

　　“人往高處走，代教老師工資太低了，我們也都理解。”校長說。

　　目前，學校的音樂課還是由校長本人親自頂崗的。美術(shù)課老師去坐月子了，于是整個學校沒有了美術(shù)課。英語老師只有一位，四個年級的英語課程全部壓在了這一位老師身上。

　　目前的喬子頭學校，除校長和體育老師，最大的是一位33歲的數(shù)學老師，其他教師一概不超過30歲。

　　在張潤平的眼中，只有足夠的正式教師，才能讓這所小學的農(nóng)民返鄉(xiāng)子弟“享受到和城區(qū)一樣的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

　　這位校長還分析了學校開辦以來能維持八十幾名學生的另一原因，“去年是經(jīng)濟下行，煤礦行業(yè)又不景氣，很多人無工可務(wù)。一旦經(jīng)濟形勢轉(zhuǎn)好，他們又會把錢都投到孩子身上”。

　　每一個老師都承認，這所學校主要容納了留守兒童和貧困家庭、單親家庭的孩子們。由于“缺乏父愛母愛”“膽小，不說話”“聲音很低”，孩子們各有各的問題。

　　“經(jīng)濟跟不上”還只是一方面。在縣城里上學的孩子們的生活還被漂泊感重重地沖擊著。張金梅帶著一雙兒女居住的8戶小院里，房間不足家里客廳的一半大。由于同住的房東家有一名高三備考生，需要午休，張金梅的孩子們只能在屋內(nèi)安安靜靜地待著。

　　當?shù)赜芯漤樋诹铮?ldquo;孩子荒了，婆姨荒了，土地荒了，家庭散了。”人們露出一種心照不宣、卻又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解釋它的含義：跳舞、去歌廳、打麻將，是一部分城里備受誘惑的陪讀媽媽的生活，最后的結(jié)果往往是，媽媽們中有人跟著城里的“有錢人”走了。

　　村里人稱縣城里的這一面為“花花世界”。喬子頭學校復建后，不少人帶孩子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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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些學生，整個村子掏空了它最大的能量與熱情。

　　“恢復村級學校一座，解決本村及周邊村學生的上學問題；大力發(fā)展城鎮(zhèn)化建設(shè)，爭取移民工程100套，解決外來上學家庭的住宿問題。”這兩條，被寫入了喬子頭村三年發(fā)展規(guī)劃中。

　　學校邊有一塊空地，在規(guī)劃圖上顯示為“移民新村”。在劉直旺的眼里，當移民新村的規(guī)劃成為現(xiàn)實后，喬子頭學校就可以容納更多學生。屆時，村委會會另覓他處辦公，把大教室、大院子，藍天和山峁，全都留給孩子們。

　　但是，張潤平認為，在教師和經(jīng)費上若能向農(nóng)村傾斜，農(nóng)村學校的這盤棋充分可能盤活。有條件地恢復一些農(nóng)村小學，在張潤平看來，就是指恢復重建像喬子頭村這樣處于中心村地位農(nóng)村的基礎(chǔ)教育。

　　一二年級數(shù)學老師劉丹洋說，自己所在的劉家洼村，以前學校有100多人，學校撤掉以后，“村里幾乎一個小孩都沒了，全在外面，留村里的只有老年人”。

　　現(xiàn)在，劉直旺充滿干勁兒地想吸引更多的村民回來，讓孩子不用再做“留守兒童”。一說到他們正與青島一位老板談農(nóng)副產(chǎn)品加工廠的合作項目，他就會露出興奮的笑容。“等加工廠辦成了，讓村里的人到廠里干活兒，到時候廠里能有100多個崗位，在外面打工的就都能回來了”。

　　在這里，多數(shù)家庭都有不止一個孩子。當大孩子上初中之后，家長也不可避免地要把較小的孩子帶去縣城陪讀。面對這種情況，劉直旺也早早地設(shè)想好了。他計劃，下一步“我們要辦初中”。

　　但是，由于自然生育率的下降，就連縣城的學生也在逐漸減少。據(jù)長期從事初中教學的張校長介紹，原本石樓縣初中升高中的考生有2000多名，但現(xiàn)在減少了約一半。

　　目前，穩(wěn)定在八十幾名學生的喬子頭學校，期待著更多的支持。2012年，教育部曾提出“已經(jīng)撤并的學校或教學點，確有必要的應(yīng)當恢復”。

　石樓縣教體局的劉志遠對記者說：“這個學校在我看來，維持不了幾年。后續(xù)學生跟不上�，F(xiàn)在的學生基本畢業(yè)后，很難有什么學生了。主要原因是村里大多數(shù)年輕人不在。”他說，雖然從眼前來看，這個學校還紅紅火火，但是再過幾年可能被再次關(guān)閉。

　　在劉喜生上任后的幾次村民大會上，這個操著土話、開過大車、為這個村透支了信用卡的農(nóng)民說，“這些天好多人都在說‘二百五’。我告訴大家，這是標標準準的‘二百五’，傻子！”

　　他說，很多人問他圖什么，說小了是為自己，今天投入的萬元、百元，都是為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子孫后代在干。他曾在外打拼負債累累，如今為了辦學已做好準備，大不了“背上50萬元的債務(wù)”，再往外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