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國派來的不光有軍隊，還有大量的移民、“移民團”、“開拓團”，對中國進行直接或間接的侵略。圖為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湯原縣靜岡村開拓團本部。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把以征服中國為核心的“大陸政策”作為基本國策。對華移民政策作為一種蠶食性入侵方式，是日本軍國主義“大陸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其武裝入侵的深入和補充。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有計劃地組織日本國民大批移居中國，這些移民構成一個扎入中國社會之中承擔侵華幫兇的特殊群體，對中國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產生諸多破壞性影響。北平（1928年6月國民黨政府占領北京，改北京為北平。1937年10月，日偽政府時期又將北平改為北京。1945年日本投降，北京又改為北平。本文1928年之前稱北京，其他統稱北平）即是其中一個重災區(qū)�？疾烊毡緦Ρ逼降囊泼窦捌溆绊�，揭示日本僑民（簡稱日僑。本文日本僑民指那些依然保留日本國籍和民族血統長期或短期僑居中國的來華日本人，尤其是在日本政府移民政策背景之下，通過日本政府組織或在日本鼓勵移民中國政策影響下自發(fā)來華的日本人，但日本駐軍及日本駐華使領館人員不包括在內） 在侵華戰(zhàn)爭中扮演的角色，對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本質有重要意義。

　　日本推行對華移民政策的歷史流變

　　日本對中國實行大規(guī)模移民侵略最早可追溯到對臺灣移民。1895年日本侵占臺灣及澎湖列島后，其軍政界認為，向臺灣大規(guī)模移民是統治臺灣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同化臺灣人民，加強對臺灣的占領和資源掠奪。以對臺移民為侵略經驗，日本逐步向庫頁島、朝鮮、中國大陸等地推廣。

　　1905年日俄戰(zhàn)爭期間，日本為防御俄國進攻，開始策劃向中國東北地區(qū)移民。1906年，日本設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和關東都督時，為長期占領東北，日本陸軍大將兒玉源太郎就竭力提倡向東北移民。“滿鐵”第一任總裁后藤新平在其就職書中提出“經營滿洲”的四個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向中國東北移民。兒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的移民主張深得日本一些政客的支持和擁護，1910年3月，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在議會提出“20年向滿洲移住大和民族百萬人的計劃”。由此，日本開始在滿鐵“附屬地”和租借地內進行移民侵略活動。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占領東北，遭到當地百姓的強烈反抗，東北各地義勇軍、東北抗日聯軍的抗戰(zhàn)成為其進行殖民統治的重要障礙。在鎮(zhèn)壓東北人民反抗過程中，日本逐步認識到“軍事的長期鎮(zhèn)壓，不如移來武裝移民團體永久地定居更為徹底”。日本開始向中國東北開展大規(guī)模“特別農業(yè)移民”，其實質是以退伍軍人為主體的“武裝移民”，任務之一就是協助關東軍對東北人民實施鎮(zhèn)壓，鞏固殖民統治。至1936年9月，前后“武裝移民”五次，計2785戶。

　　1936年4月，關東軍召開由陸軍省、拓務省、“滿洲國”政府、滿洲拓殖株式會社、“滿鐵”等機構參加的“第二次移民會議”，制定《滿洲農業(yè)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表》，計劃20年內（1937年至1956年）將100萬戶（約500萬日本人）移居中國東北建立“日滿不可分的”、以大和民族為核心的人口結構。新任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表示堅決實行日本移民政策，指令關東軍制定《二十年百萬戶移民計劃》。1936年8月25日，該計劃被日本廣田弘毅內閣正式通過，并被列為日本“七大國策”之一。1939年12月，《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作為日本對偽滿移民政策的“最高法典”正式出臺，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移民正式法制化。

　　隨著日本對華侵略的推進，日本移民 也跟著延伸，日軍每占領一地，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便隨著日軍軍事進攻和殖民統治延伸到那里，廣大淪陷區(qū)日本人與日俱增。

　　為配合其軍事征服和移民侵略，日本十分重視輿論宣傳，不斷拋出“人口過剩說”“民族生存說”“特殊權益說”等言論，為其侵略行徑辯護，對內欺騙民眾進行動員，對外混淆國際視聽。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方知識分子就對日本侵華“人口過剩說”給予了有力駁斥。可見，“人口問題”是日本對華進行侵略與移民的推托之詞，不過是假借人口過剩問題以減輕或掩飾其侵略罪惡。

　　日本實施北平移民政策的分期與舉措

　　近代日本向北京（平）移民可分為四個階段。

　　緩慢發(fā)展期（1897—1931）：日本僑民開始零星滲入北京（平）

　　1871年7月29日，中日簽訂《中日修好條規(guī)》，成為近代中日兩國外交的開端，允許日本商人在指定口岸地居住。自此，日本人開始進入華北，但主要集中在沿海港口城市天津、青島等地，北京很少。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戰(zhàn)敗。日本南占臺灣，北霸朝鮮，筑好日后進軍中國東北的跳板。來北京的日本人逐漸增多，但以男性為主，至1897年北京有日本僑民27人，男性有23人，女性僅4人，這一時期的日本人在北京主要還是以公務、經商為主，還不是以家庭為單位的長期居住。進入20世紀，日本對華推行“大陸政策”，鼓勵國民移居中國。特別是《辛丑條約》簽訂后，劃定北京東交民巷為使館區(qū)，更為日本人到北京來提供了便利。1901年，北京日僑增加到172人，男性165人，女性7人；1903年，增長到524人，其中男性356人，女性168人，以家庭為單位僑居北京的日本人逐漸增多。

　　1906年，日本開始策劃向中國東北地區(qū)大規(guī)模移民，來華日本人以通商口岸或者東北為跳板，逐步向華北滲透，以各種職業(yè)為掩護的日本間諜、日本浪人進入北京。這一時期的日本移民，還未形成規(guī)模，只是零星滲入，但日僑已經開始占據北京外僑人口的多數。1928年北京（平）日本僑民1099人，約占北京（平）全部外僑總人數的42.7%。之后，北平日僑人數波動不大，如1929年1019人，1930年998人，1931年974人。

　　持續(xù)增長期（1931—1937）：移民為日本全面侵略做準備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占領中國東北，開始大規(guī)模向東北移民，進行殖民統治。同時，日本將侵略目標投向了華北地區(qū)，開發(fā)華北，“第一，原料供給便利，第二，煤炭供給豐富，第三，是日本向華北移民可以順利進行”，日本高呼“開發(fā)！開發(fā)！華北是我們的生命線！華北是帝國生存的基礎，我們要開發(fā)華北��！” 為此，日本開始推行“華北政策”，分裂華北的活動日甚一日，華北日僑逐漸增長。

　　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華北成為日軍的重要“兵站基地”。為達到占領華北的目的，日本采用政治、經濟、軍事等手段向華北滲透，在華僑民為日本侵略華北做大量準備工作。除滿鐵在日本當局的指示下在華北進行大規(guī)模經濟調查外，許多僑民以游歷為名，前往華北各地調查華北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理等，為日本侵略華北提供可靠情報。據相關檔案資料統計，僅1937年1月至4月間，以商人、實業(yè)家、會社員、學生身份為掩護，名為游歷，實為調查華北的日本人就至少有33批。同時，日本加緊對該地區(qū)移民，至1935年4月末華北主要地區(qū)日本僑民10086人，到1936年8月末達18962人，1936年末多達21362人，一年多時間增加111.8%。不僅如此，日本移民區(qū)域已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和鐵路沿線城鎮(zhèn)，而是不斷深入華北腹地。

　　北平作為華北的中心城市，吸引了大量日本人的到來。據當時報道，“平津道上，據人說頗有‘九一八’前南滿鐵道的‘風味’，天津到北平的火車上‘友邦’人士占了大半”，且“不獨火車上如此，你去頤和園、北海、中山公園，那一處的泥地上，不是滿印著木屐的痕跡”。尤其是1935年11月25日在日軍的唆使下殷汝耕在通縣（現通州區(qū)，抗日戰(zhàn)爭時期隸屬河北�。┏闪�“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大量日本浪人、商人進入冀東地區(qū)，走私、販毒、刺探情報，1935年4月通縣的日本僑民人數為0，1936年8月則達82人，至1937年已達290人。北平的日本僑民也快速增加，北平1935年4月底，日本僑民為1661人，1936年底則為4478人，一年多時間增加1.7倍。北平日本僑民數量不斷增加，在華北城市中居第三位，僅次于沿海城市青島、天津。日本僑民在北平以各種身份為掩護，刺探情報、走私物品、販賣毒品，破壞北平經濟，毒害北平人民，配合日軍的侵略，達到侵華目的。

　　急劇膨脹期（1937—1942）：移民配合殖民侵略全面深入

　　七七事變是日本對華移民的重要轉折點。七七事變后，以日軍武力侵略為后盾，日本政府實行“獎勵移民”政策，宣稱“要向河北各省地移日籍10萬戶至30萬戶”，之后又將該計劃增至“5年移民華北200萬戶”。大量日本人涌入華北淪陷區(qū)。1937年7月，華北日僑共計34492人。到1938年9月，據《新華日報》刊載，華北9個主要城市日本人達82905人，至1939年10月達162150人，一年之間增加79245人。從1940年起，日本多次在華北地區(qū)進行“治安強化”運動，一邊加強其對華北的殖民統治，一邊大量安排日本人移居華北，據日本方面調查，1942年9月，華北日僑408670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日軍占領北平后，北平成為華北淪陷區(qū)日本移民侵略最重要的地區(qū)。從1937年下半年開始，配合日本占領北平的形形色色的日本人“從山海關跨過塘沽、古北口、青島……各線的火車、輪船，裝了千萬個穿著木屐的旅客”，源源不斷地涌入華北的中心北平。據載，淪陷后，“暇時如果你在熱鬧街上走走，眼中所能看到的是那些穿和服著木屐的日本男女，耳中所能聽到的是由東京傳播過來的歌曲，就是晨夕的電車上，也是日本學生代替了中國學生往來穿梭著”，北平城內到處充斥著日本人的身影。1937年12月，北平日本僑民1584戶，4647人。1938年12月底，達10371戶，26072人。1939年12月底，達16672戶，45416人。為解決激增人口的居住問題，日偽還劃定了西郊“新市區(qū)”專供日本僑民居住。

　　從1940年起，尤其經過1941年3月以后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包括北平在內的華北大城市比較“安定”，給日本人制造一種“安逸感”假象，日本國內鼓動國民到中國“樂園”來劫奪“致富”，加之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美國出動飛機空襲日本本土，日本又掀起移民來華的熱潮，以北平、天津最為集中。據日方統計，1942年5月底北平日本僑民38519戶，106487人，較1938年9月增長3.75倍，較1936年底則增長22.78倍，占當時華北地區(qū)日本僑民總數361942人的29.42%，占當時北平外僑總數107789人的98.79%。北平超過青島、天津，成為華北地區(qū)日本僑民最集中的城市。四年間，日本僑民與北平居民的比例由1∶770左右膨脹到1∶30左右。北平日本僑民與日本政府密切結合，與日本的政治經濟軍事勢力一起參與到北平的殖民統治之中。

　　增長衰減期（1943—1945）：移民侵略逐漸轉向頹勢

　　1943年1月，北平日本僑民數量達到峰值109449人。之后，由于日本在太平洋戰(zhàn)場上逐漸轉向頹勢，日本國內已缺少可移之民，其軍隊兵源也日益緊張，移民潮逐漸降溫。加之，隨著日本侵略的南進，在平的部分日本僑民也隨之南下。日本僑民在北平的數量增長逐漸放緩，甚至有所減少。到1945年8月日本戰(zhàn)敗時，北平日本僑民仍有8萬余人，比1943年1月高峰時期減少26.91%。

　　梳理這四個階段，可以看出日本向北平移民是與其侵略政策同步進行的，伴隨日本對華侵略的推進，日本向北平移民的群體、數量等也不相同，是其殖民政策的深化和延伸，從中可以窺見日本的殖民侵略本質。

　　日僑配合日本侵略北平的累累罪行

　　日軍占領北平后，在日本政府“獎勵移民”政策引導下，大批日本人懷著“一攫千金”的夢想來到北平，配合日本侵華政策，與日本政治、經濟、軍事勢力一起，廣泛滲透到北平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各層面，在日本侵略北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8年12月，蔣介石在駁斥日本首相近衛(wèi)所謂“更生中國”“調整國交”時，稱“中國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會聯想到它的特務機關，和為非作歹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造白面，銷售海洛因，包賭包娼，私販軍械，接濟土匪，豢養(yǎng)流氓，制造漢奸，一切擾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北平的日僑對北平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

　　日僑是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工具。日軍占領北平后，為有效進行殖民統治，在日軍操縱下，北平成立由日本“顧問”控制的傀儡政權。1937年9月25日，日本華北方面軍特務部制定《關于建立華北政權的方案》，規(guī)定“適應時局的發(fā)展，及時地向華北建立親日滿為其政綱的政權”，“聘請少數有能力的日本人為顧問”。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控制下，北平的各級機構，從中央到地方，都聘請大批日本“顧問”，協助中國方面的行政、司法、軍事、警察等業(yè)務。這些日本人名為“顧問”，實際充任監(jiān)督者和“太上皇”，成為北平偽政權的幕后實際統治者。偽政府還聘請了由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推薦的日本技術員、教授、教官、教導員等擔任偽政府的職員。如北平“東亞文化促進會”，“會長”“部長”有日人6人，日籍“評議員”59人，中國人則只有39人。“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北平總社，主要職員133名，中國人只有24名，其余109人全是日本人。僑民在各級機構中名為“顧問”，實為“太上皇”，不論大事小情，如得不到“顧問”同意不能做，一切文告無“顧問”簽名蓋章無效。“顧問”成為北平日僑的一個顯著職業(yè)特點，他們實際掌控北平各級政權機構，使偽政權的一切處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控制之下，成為日本進行殖民統治的有效工具。

　　日僑是殖民經濟的掠奪者。20世紀初日僑就開始進入北京進行華北經濟調查，1918年，滿鐵在北京設立“華北經濟調查所”，重點調查我國華北和內蒙古地區(qū)的經濟和資源狀況，為其侵略做準備。七七事變前，大量日僑明目張膽地在北平走私白銀，“每日約可運出現銀十萬余兩”。后來走私幾乎遍及所有商品，人造絲、白糖、卷煙紙、火油、顏料、鐵絲、自行車零件、種子、藥品等等，無貨不私，無私不走。日僑的走私行為，直接減少了北平市場的貨幣供應量，走私商品以低價傾銷，造成不公平競爭，嚴重擾亂北平商業(yè)秩序，是經濟侵略的重要步驟。冀東偽政府成立后，日僑在通縣加緊殖民掠奪。1936年，日僑在通縣開設冀東銀行，禁止流通法幣，自行印制紙幣，通過金融手段壟斷經濟。北平淪陷后，日僑中諸如財閥、投機商、高利貸者、販毒浪人、妓院老板等各色人等，以日軍武力征服為后臺，不遺余力地以各種方式參與對北平的“開發(fā)”，成為日本對北平殖民經濟掠奪的重要力量。1938年，日本政府批準成立了具有特殊法人地位的北支那開發(fā)株式會社，即華北開發(fā)股份公司，壟斷經營華北地區(qū)的交通、運輸、通信、電氣、礦產及鹽等基本產業(yè)和國防產業(yè)，企圖加速掠奪華北地區(qū)的戰(zhàn)略資源。日僑控制煤、鐵等戰(zhàn)略資源，如日本在門頭溝地區(qū)設立收煤所，“軍管理”人白鳥吉喬，壟斷價格，低價收購，再以高價賣出，控制民營煤窯經營，使眾多小煤窯債臺高筑，無法正常生產。日僑還利用武力，直接強占或采用收買、“合辦”等方式霸占中國企業(yè)。據當時報紙報道：“北平的日僑的一半約二萬五千人以上是經商的，開有商店約二千零二十六家，許多中國人的鋪子、大買賣被強迫掛上日文招牌，或者完全被日本人無理強占。”1942年燕京大學教授董魯安（于力）在《人鬼雜居的北平市》一書中記述：“七七以后北平城內敵寇的商店和住戶日益加多，敵方的資本家更紛向城中投資，半強占、半購買大房，改建工作場和倉庫之類。”日僑還通過建立各行業(yè)聯合會或協會壟斷市場，控制北平經濟，據1944年10月的統計，北平日商各行業(yè)組合達67家、行業(yè)協會21家，統一協調本行業(yè)的競爭，維護其殖民利益。日僑大量掠奪北平經濟資源和財富，嚴重擾亂北平市場，摧毀民族工商業(yè)，給北平的民族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使北平人民遭受極大的苦難。

　　日僑是日本奴化教育的文化殖民爪牙。奴化教育是日本侵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妄圖以此泯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維護其在淪陷區(qū)的殖民統治。在北平，日本安排大量日僑以“顧問”和“教師”身份控制各級教育機關，掌握各項教育行政，“指導”并監(jiān)視奴化教育的施行。1938年7月，偽北京大學工學院成立，該院講師以上教員94人，日籍教師就有22人，占23.4%。中學里的日本教官，表面上是教師，實際上和日本的憲兵隊、大使館等有著密切聯系，他們負責監(jiān)視和指導學校行政，可以決定校長、教職員、學生的生命與自由，決定學校的行政事務。如北平女師學院，日本為貫徹奴化教育政策，委派日僑9人充當學院教授，實際掌握學校權力。同時，日本又強制在北平推行日語教育，“從根本上麻醉中國青年，使他們變質，逐漸達到言語和中國文字消滅的目的”。在“推進日語教學”的旗號下，大批“日語教官”以“聘請”名義進入各類學校。他們名義上是“日語教官”，實際上是無所不管的“太上校長”。他們通過日語這個“武器”，“內可培養(yǎng)能指導大陸民族的純正的日本人，外可教育青少年、教化一般民眾生活”，從而達到消泯中國人民民族主義精神的目的。日僑以“顧問”“日籍教員”等身份，深入大中小學校，按照“以華治華”“思想戰(zhàn)”的方針，宣揚日本侵略有理，粉飾日軍暴行，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圖謀借此麻醉廣大民眾，培養(yǎng)親日“順民”，實施文化殖民。

　　日僑是日本毒化政策的實施者。日本對中國的毒品侵略始于19世紀末，20世紀伴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毒品侵略亦不斷加強。日僑進入北平，毒品也隨之進入北平。1935年冀東偽政府在通縣成立后，日本浪人公開在通縣郊外開辦制毒作坊，以海洛因為主的各種毒品運往華北五省區(qū)，牟取暴利。1936年北平市民向公安局匿名舉報“日韓浪人足跡現已踏遍平市，所營業(yè)無非制造毒品與販賣海洛因，約占百分之九十九”，可見日僑在平制毒販毒之嚴重。1938年，偽政府實行“鴉片專賣”，鴉片合法化，征收各種名目的鴉片稅，大量搜刮北平社會財富。僑居北平的日本浪人趁機開設煙毒館和妓院為業(yè)，煙毒售吸遍及全市。據統計，僅1938年一年，北平市就消費鴉片煙4731313兩，全市經常吸食鴉片者約10萬人，間或吸鴉片者10萬人，合計20萬人，約占當時北平156萬人口的13%，許多人因此而傾家蕩產，或喪失勞動能力，甚至死亡。至1939年，北平已成為海洛因、嗎啡、角（一種毒品，其毒力較海洛因低）、高根、鴉片等系列毒品的生產中心之一，北平有土店（批發(fā)）107家和膏店（零售）231家，到1942年增加到1800家。煙毒泛濫，嚴重侵害了北平人民身心，麻痹他們的意志，1939年原北平東方飯店韓國經理車陰軒直言不諱地對毒梟金井川、崔松茂說：“大日本帝國的意圖是要求我們通力合作，要讓所有的北平人都抽上白面兒，使他們的體力慢慢衰退，意志消沉，成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廢物，真正變成坐以待斃的亡國奴。”日本學者江口圭一指出：“近代以來日本以銷售毒品為侵略的手段，使中國人的價值系統為之混亂，良心為之麻痹而變成無恥，以供日人之驅策。”販毒日僑還勾結中國的地痞、流氓、變節(jié)官員，以定期供給鴉片為誘餌，為日本侵略者提供大量情報。日僑在北平制毒販毒，汲取大量財富，損害百姓身心，麻痹中國人意志，并為日本侵略者提供大量的戰(zhàn)爭情報和巨額經費，是日本侵華的重要“軟式戰(zhàn)爭手段”，與日軍的屠殺搶掠、細菌戰(zhàn)、化學戰(zhàn)、“掃蕩”等“硬式戰(zhàn)爭手段”互為配合，妄圖達到永久征服中國的目的。

　　日僑是日本軍事侵略的“后備軍”。北平日僑以各種方式投入所謂“大東亞圣戰(zhàn)”，積極以財力、物力、人力協助日軍作戰(zhàn)。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實施綱要規(guī)定，“在華的日本人應以物質、精神兩方面的實際行動對中國方面起模范作用，并以真摯的態(tài)度投入運動”。日僑還從經濟上支持侵略戰(zhàn)爭。戰(zhàn)爭后期，日軍的戰(zhàn)略資源日益緊張，于是加緊對北平資源的掠奪，1944年7月13日，日本要求石景山制鐵所加緊生產，日生產鐵平均應達到380噸。制鐵所組織日本職員成立“生產挺身隊”，挺身隊以“增強生產能力，達到生產上的飛躍”為使命，增強生產以“確立扶翼皇運的勞動精神，并使其徹底普及”。日僑還在戰(zhàn)爭中充當間諜，傳遞情報，為戰(zhàn)爭服務。戰(zhàn)爭后期，大量北平日僑應召入伍，直接參與侵華戰(zhàn)爭。北平電車公司為鼓勵日僑入伍，制定《日籍職員應召兵役起見待遇暫行辦法施行細則》，石景山制鐵所日僑成立“石景山制鐵所入伍應召者后援會”，大量在平日僑入伍。在國民精神總動員號召下，北平的日本學生也狂熱地投入戰(zhàn)爭之中，他們參加軍事工業(yè)生產，北平日本第二高等女學校在1944年8月到1945年7月，積極進行各類軍事訓練，組織學生獻血、義務勞動為戰(zhàn)爭服務。日僑中的青壯年，大多是受過一定軍事技能訓練的，平時從事各種職業(yè)參與殖民侵略，但根據戰(zhàn)爭需要可以搖身一變變?yōu)閰��?zhàn)人員，直接參與對中國的軍事侵略。

　　日僑是北平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大量日僑在北平活動，他們受日軍庇護，享有特權，無視法紀，為所欲為，公開搶劫，強取豪奪，嚴重破壞北平社會秩序。當時國人對日僑的囂張跋扈有著形象的描述：“在馬路上某國人的汽車的速度超過警章，大膽的飛馳著，有些不走運氣的老弱者常常做了輪下鬼，憑著一面某國旗，闖禍者可以安然的逸去，不，是勝利的凱旋！報紙上載著某國人強斫倒明陵的古柏，用汽車拉走了。在某國人的支持下，走私、密探，操縱、高利貸、荒淫、春風般的打到北平的每個角落里。”日僑打架斗毆，欺壓百姓，是北平社會治安不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這些惡行連日本人自己也承認。1940年4月29日，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發(fā)表的《告派遣軍官書》中描述了“不良日人”的情況：“隨軍進入大陸的日本人中，固然有不少人在宣撫、看護方面做出了獻身的活動，有的業(yè)已殉職，有的仍在繼續(xù)工作。但是，從現狀看，也有不少人在做著有損于日本人體面的事情。除了許多人犯法以外，還有很多人在做著雖不到犯法程度，卻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在酒綠燈紅的背后，經常搞些不正當行為。有的人欺騙、恐嚇中國人，以獲取不正當的錢財和利益”。日僑在北平為非作歹，嚴重破壞了北平的社會秩序，影響北平人民的正常生活。

　　北平日僑以日本軍國主義的武力為后盾，配合日本侵華國策，滲透到北平的各個角落，控制北平的政治，掠奪北平的經濟，奴化毒化北平人民，橫征暴斂，為日本侵華提供了人力、物力、財力支持，給北平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日本對華移民是其侵略政策的重要一環(huán)，日本僑民伴隨日本的侵華步伐而至，成為日本在華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力量，是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重要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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