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人，根據身份和犯罪程度，有圈禁、安插、效力贖罪、充當苦差、發(fā)遣為奴等各種名目。被判處圈禁、安插、效力贖罪的流人大多數是清皇室、覺羅、太監(jiān)和官員。充當苦差、發(fā)遣為奴的流人成分要相對復雜一些，但大多數是旗人和漢人。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流人處于城池邊緣狀態(tài)，自謀生路，艱辛異常。

　　流人的厄運往往從被定罪的那一刻起就伴隨其一生。流人初至黑龍江將軍衙門刑司報到后，并不是都被留在齊齊哈爾城，而是由黑龍江將軍“視其案重而貌狠者分送諸城”。流人來到齊齊哈爾已經不易，如再發(fā)遣到他城，按照當時的條件，艱苦程度可想而知。因此，為避免被改派，流人無不四處打點，拉關系、走后門。由此，許多不良之徒借機從中漁利，中飽私囊。更有行為不端的流人同鄉(xiāng)，聽說誰被流放后，出城故作歡迎狀，套近乎，描述當地之情形，假意承諾諸事，其意圖只在流人所帶的行李和盤纏，一旦被其“忽悠”，身難自主，不僅財物盡失，有受害而“不可勝言者”。

　　一些自謀生路的流人為了生存，從事著危險或他人所不為的職業(yè)聊以度日。

　　第一種情況是服打鷹役。這項差事原是打牲部落的任務，由于危險艱苦，充當苦差的流人正好可以頂替。按當時的規(guī)定，打鷹人每年要上交2架鷹，以“海東青”、“秋黃”鷹為佳品。當時的進貢數量只有下限，并沒有規(guī)定上限數額，但最多不超過20架。為了防止鷹在進貢的途中死亡而完不成任務，黑龍江將軍衙門常常準備更多的鷹以防不測。打鷹之役艱苦異常，得好鷹更難，流人為此傷亡的情況時有發(fā)生。

　　第二種是充當工匠，在齊齊哈爾從事建房，抹墻等雜活。如筑拉核墻(干打壘的泥房)、掛泥壁�！洱埳臣o略》稱：“工匠皆流人，技拙而值貴”。一般情況，土著居民自己筑建架木覆草的大草房，并不雇傭流人。

　　第三種是擔當醫(yī)官。清代的黑龍江懂醫(yī)術者較少，土著人得病往往以“薩滿”跳神的方式治療。而流人帶來了中原的醫(yī)術，在齊齊哈爾行醫(yī)問藥。呂氏家族中的后代呂景儒就是靠精湛的醫(yī)術救百姓于瘟疫，從而贏得了當時齊齊哈爾人的稱贊。

　　第四種是沒有專事，勉強糊口度日。如當時齊齊哈爾產堿，城東有堿廠，流人相聚煎曬，通行吉林�！洱埳臣o略》記載，“掃土為鹽，味稍苦，色黑。去卜魁東西各百余里，地名喇嘛寺，產此，三城皆食之”�；蛘邿�，“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松、柞蓊郁，江冰后，作炭者乃往，故值賤于冬”。還有的流人靠采摘木耳、榛子等賣錢為生。

　　清廷規(guī)定，一般情況下，為奴流人在戍所三年沒有過錯，允許給披甲當隨從。實際情況是往往用不了三年，就能夠做到，披甲也樂于如此。但更多的流人則受雇傭于店肆，茍且自活。有的流人一無所有，混跡于城市間，成為街頭無賴。

　　還有一種是臉上刺字的黥奴，俗號“花臉子”，滿洲人稱呼他們?yōu)?ldquo;薩布什圖”，黑龍江各城都有，齊齊哈爾最多，大半是從福建、廣東、湖北發(fā)遣來的重犯�！逗邶埥庥洝氛f此類流人“懦者服役主家，黠者贖身自便，網魚、采木耳趁覓衣食，稍有立業(yè)，至娶婦生子稱小康者。其無賴者乃聚賭、窩娼、竊馬牛為事，甚或結識將校，勾引工商，興訟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成為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

　　社會生活中，流人承擔了一些特殊的角色。齊齊哈爾城中，有城隍廟、土地祠、馬神廟等寺廟，住僧都隸屬戶司，有僧官一人作為長僧，其余全都是由曾經當過盜匪的罪犯或流放太監(jiān)擔當。齊齊哈爾諸廟各有定時廟會，或三日或五日，誦經、演劇，由商販籌集資金承辦，而其中的“僧與伶皆流人也”。

　　流人生活的悲慘，往往持續(xù)到最后的終結�！逗邶埥庥洝酚涊d，“流人死，苛且棺殮，瘞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音疵，肉腐)之令，惜無行者，而發(fā)冢一事，亦時有之”。中原人最重喪儀，入土為安。由記載可知流人死后遭犬欺人患，并不得安生。大多流人不愿意客死他鄉(xiāng)，希望埋骨故鄉(xiāng)，也就發(fā)生了許多攜骨歸葬、尋訪亡親、撫柩還鄉(xiāng)的故事，如方觀承、松安和尚等。

　　清代生活在齊齊哈爾的流人所從事的職業(yè)遠不止這些。除一部分皇室、覺羅、罪官或者文化流人能夠得到適當的照顧和寬免，更多的流人則掙扎在城池邊緣，或茍活于榛莽荒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