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察的緣起——為何從空間說起

　　1．緒言

　　就經(jīng)濟史的一般課題而言，由于人們的生產(chǎn)、分配、交換、消費等各種活動結合在一起，因此需要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物質資源和服務？處理這個問題的性質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其發(fā)展變化的原因何在？這些和經(jīng)濟以外的人類活動又有什么樣的關系？從橫向和縱向時空兩方面進行剖析，也許能概括其要點及解答上述問題。[1]

　　但是，前近代的經(jīng)濟狀況不僅是純經(jīng)濟的因果關系的關連。一般說來，影響經(jīng)濟的外因無非是外敵人侵、自然災害、疫病、對外貿易、人口動態(tài)等，再就是與社會心理、社會政治、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等密切相關，這是逐漸加以判明的。由于經(jīng)濟史的研究面臨經(jīng)濟人類學、經(jīng)濟社會學的基點已兼而備之，可以說比較合適的理論能產(chǎn)生也是理所當然的事。[2]比較概括地抓住這種理論模式的核心來看，即是自1960年代、1970年代以來逐漸明朗、產(chǎn)生影響而具有革新意義的結構史或結構主義歷史觀。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不斷開拓著更為廣泛的、全新的研究方法、表現(xiàn)手法及研究領域，顯而易見，這是符合歷史意識走向的潮流。

　　以這種觀點考察事件史的短時期波動與經(jīng)受住政治劇變而保持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事件史就被納入比較長期的動態(tài)史和構造史，于是，其周期循環(huán)的制約作用就浮現(xiàn)出來。當借助事件史（個人的時間）、動態(tài)史即景氣變動史（社會的時間）、構造史（地理的時間）三要素去抓住歷史時，作為這種歷史觀的基本框架而被重視的就是長時段的結構史和中時段的動態(tài)史。這一理論還包容了“整體論”的冷靜思考和“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作為前者追求的日標是：建立人文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之間學際對話的論壇（譯者按：西方通常將歷史學歸入人文學范疇），從收集資料到推論、比較、概括方面促成兩者方法上的相互補充完善，以求公正地把全人類、人類社會總體的歷史網(wǎng)羅無遺。而后者的主張在于：反對歷史研究中的民族主義的、以一國為中心的——無論是以歐洲為中心還是以中華為中心的——普遍史研究的先驗模式。依靠人類學的關注，一方面追求比較接近于一般歷史研究方式的范圍廣泛地觀察和比較；另一方面則注重對普通人民日常大眾生活水平的研究，以求從中總結出紛繁復雜的階級、文化、宗教、社會組織的存在形態(tài)[3]。

　　作為中國學研究領域范圍內的經(jīng)濟史研究，其作用與其說是經(jīng)濟方面的，還不如說是置于通曉中國歷史（“中國通”）的地位。因為經(jīng)濟史研究者比較適應接近于作為歷史學家的基本訓練．所以能充分靈活運用歷史學家比較擅長的敘述史學（narrative history）概括手法[4]，從詳細的事實中提供結論作為首要的目標。這一基本態(tài)度與上述新的現(xiàn)代歷史意識觀念仍然沒有什么不同。例如，當新問題史學就人類總體（buman collectivity）的日常生活記錄提問，或者就其各種主要的變革與由形形色色的環(huán)境派生出來的生活方式和性質有著怎樣的接合設問時，現(xiàn)存的中國學理論框架范疇內顯然無法引出完滿的、足以自圓其說的解答。另一方面，從處于統(tǒng)治地位的統(tǒng)治階層自我保存為目的而遺留下來的、以“官樣文章”式的資料為核心內容的現(xiàn)有文獻學中，自然也還無法提供足以自圓其說的基礎資料，這種狀況的存在是客觀現(xiàn)實。

　　最近，羅威廉教授[5]及杰弗里·巴拉克勞格（Geoffrey Barraclough）教授[6]各自分別提出其廣義的新社會史學理論，反思了中國學研究的動向，中國學在廣義的社會史學術潮流中已具備國際規(guī)模。其中，不妨對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所作的貢獻試加定位，這種反省對于今后的研究無疑是有益的。無論是一味強調西歐中心論還是過度的民族主義均是不行的。今日的學術潮流著眼于對廣義社會史基本事實的發(fā)掘，致力于對與長期持續(xù)波動相適應的內在成長變化及其原因的敘述分析。就這一點而言，以加藤繁、內藤虎次郎教授為先驅的日本的中國社會研究，起步比歐美及中國的研究領先了半個世紀。也就是說正因為日本學者把握了中國通史的各個時代，抓住了其中若干個主要的、內在原因導致劇變的劃時代關鍵期，與此相呼應，就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復雜局面，從橫向、縱向進行多層次、全方位的、幾乎是平均密度的觀察，才有可能對基本事實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