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民史和邊境運動的解析方面，一旦自覺意識到上述基本的標識間的要素關聯(lián)，其史料密度就更為詳密。無論社會的整合還是地域差異問題，更為紛繁復雜的是明清的狀況，其特定化地域詳定進化系列的研究尚有待繼續(xù)深入。李伯重[補1]、濱島敦俊[44]、川勝守[45]、森正夫[46]諸位教授的江南稅制、土地占有及水利方面的集中而縝密的研究成果就是上述研究的具體例證。濱島敦俊教授圍繞與水利田的生產(chǎn)要素相關聯(lián)的時間系列的推移，提示了田頭制（業(yè)食佃力）至照田派役（分圩結甲）這一體系的轉化，是頗具啟示意義的成果。李伯重教授關于唐宋以來江南農業(yè)的勞動集約研究指出．約從l6世紀之際開始。農業(yè)資本投入的比重轉向增加。

　　歷史研究并非只是限于對其單純按時代橫切面的研究。從社會的縱向、橫向層面進行綜合研究，采用類似于“斷層攝影”還原的手法，由此來看，則社會流動分析的視角頗為有用。無論人口的邊境運動還是城市化進程，均可以說是地理意義上的人口社會流動。如在形成社會層次的斷面上，即上下垂直及左右水平方向的人口流動率有可能測定的話，那么，就很有可能對該社會的柔結構（fluidity）、整合的水準進行推量。但羅友枝教授等進行的諸如關于識字率、大眾教育、大眾文化的研究[47]，卻限于無法深入于各個時代的斷代研究，囿于只有官方資料范疇內的大眾模式的社會流動情況，給直接推論其現(xiàn)狀帶來一定的困難。順便說一下，李弘祺教授[48]考察了宋代的初等教育，認為其識字的進化水平還不太高。

　　迄今為止的研究，主要以知識分子的社會移動為研究對象。這是何炳棣教授在1950年代充分參考明清時期的進士同年錄（記載同榜及第者的籍貫、姓名、年齡、及第排名位次、上輩三代的宦歷、及第資格等的一覽表）、一部分地區(qū)的舉人同年錄，以及利用地方志、傳記、宗譜、社會小說等提供的資料所取得的業(yè)績[49]，時至今日猶不失為新鮮的研究成果。與流行之說相反，何教授的結論是：明清時期知識分子的流動性達到比較高的水平。無論是在階級、社會形成層次、文化層面，還是在其預料的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的對置狀態(tài)中，形成了二分法以上的復合流動的模式。

　　關于宋代知識分子階層的流動性問題，日本漢學家的見解是：多數(shù)從“克服貴族世襲制的君主專制獨裁制”這一觀點出發(fā)，主張流動性的相對水平較高，國際漢學界也已有不少持相同見解者作出了頗有說服力的論證，但微觀細部還存在不同的見解。以現(xiàn)存兩件宋代同年錄（登科錄）作為核心史料使用的周藤吉之[50]、小愛德華·克拉基（Edward Kracke）教授[51]分別據(jù)不同的立論背景材料揭示了如下的事實：占進士總數(shù)中的近一半的人，是其先祖并無宦歷的新人（周藤教授稱之為新興地主階層）。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從人口邊境移動的重點區(qū)域（東南地區(qū)）出身者居多的傾向。約翰·查菲教授承續(xù)這一推定成果而擴展視野，對無出身、恩蔭雜流（胥吏）、國子監(jiān)生、補試、別頭試等各種各樣出仕的途徑，以及關于舉人的統(tǒng)計資料考察，按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再作深入品昧。他撰寫的近著[52]歸納為以下結論：盡管北宋末至南宋，死灰復燃的世襲特權措施開始興起，尤其是對科舉的真正價值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但北宋政權的制度綱紀仍得以維持，統(tǒng)治層的新舊交替水平明顯比宋以前有所提高，特別是東南社會流動性的頻率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