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1811年-1872年），湖南湘鄉(xiāng)人，晚清軍政大臣，洋務運動的先驅者，湘軍領袖，湘鄉(xiāng)古文學派創(chuàng)始人，被譽為滿清王朝"中興第一名臣".他通過讀書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

　　一、自幼胸懷大志，飽覽群書

　　在中國傳統(tǒng)封建社會里，讀書于個人而言是獲取金錢地位、實現(xiàn)人生價值、享受榮華富貴的最佳甚至是唯一途徑，于家庭而言可以顯親揚名、光宗耀祖。因此，各行各業(yè)的百姓人家，只要生活上稍能對付，都將子弟送至私塾，以期"十年寒窗、一舉成名",圖個光大門庭。

　　曾國藩出生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曾家世代務農。曾國藩祖父曾玉屏早年棄學，文化程度不高。

　　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天分平常，耗去了大半輩子光陰僅考中一個秀才。全家人便將光大門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國藩兄弟身上。

　　曾國藩六歲時，曾玉屏便聘了一位先生教他讀書認字。曾國藩從《千字文》讀起，不到十歲就讀完了四書五經。接著開始學習八股文，準備應考。沒幾年時間，曾國藩就能做出八韻詩，制藝也能成篇了。此時，他讀書的志趣并不太高，完全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這便是曾國藩讀書初衷。

　　道光六年（1826年）春，16歲的曾國藩去長沙參加童子府試，名列第七。他的才華初露使曾玉屏父子大喜過望，從孩子的前途和仕途著想，曾玉屏父子便決定把曾國藩送到汪覺庵先生在衡陽所設的唐氏家塾去念書。一來可以改變一下環(huán)境，使曾國藩有新鮮感，產生新的求知欲；二來接觸一些教學方法，把讀書與做八股文更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

　　汪覺庵訓迪士子，每日照例面課四書文外，還拿一些八股范文令學子們誦習，并加以詳解。通過一年多的學習，曾國藩的八股文比起汪覺庵也不遜色。

　　為了早早跳脫私塾的窠臼以求全面更大的發(fā)展，一年后，曾玉屏父子又將曾國藩送進漣濱書院讀書。

　　這里不但有知識淵博的師長、豐富的藏書，還有來自縣境內胸懷大志、朝氣蓬勃的學兄學弟。在這里，曾國藩杜絕交游，終日在書院內讀書學習。為了明志，他還改號為"滌生",意在滌除舊習，煥然新生。

　　道光十一年（1831年）冬，曾國藩肄業(yè)于漣濱書院。當時的他年輕氣盛、銳志功名，最大的心事便是急于科舉。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23歲的曾國藩參加湘鄉(xiāng)縣試，幸運地中了個秀才，接下來繼續(xù)朝著科舉路上的下一個目標奮進。入學岳麓書院不到一年，他參加鄉(xiāng)試，得中舉人。

　　然而，清代科舉考試，上承明制，對于錄仕，也承明制。明代重進士，進士出身為甲科，舉人出身為乙科。舉人會試不第，可申請入監(jiān)為舉監(jiān)，或經薦舉或考選入仕。趙翼在《陔余叢考》中指出："有明一代，終以進士為重，凡京朝官清要之職，舉人皆不得與……甲科為縣令者，撫按之卓薦，部院之行取，必首及焉，不數(shù)年，即得御史、部曹等職。而乙科沉淪外僚，但就常調而已"[1].可見，舉人入仕之初就與進士有著天壤之別。

　　曾國藩十余年寒窗苦讀，志向遠大，自然不甘于在舉人打止。他想憑借考中舉人的春風，到京城攀蟾摘桂。但之后的仕途似乎沒有那么順利了，先后考了三次才得中進士。

　　在入都會試之前，曾國藩的足跡未出過湖南。

　　那時正如他自己所說"日與庸鄙者相處，全無所聞"[2]讀書以科場應試為中心，所謂"為考試而學問",每天只是作些八股試貼，以獵取功名，只能稱得上是閉塞山區(qū)的陋儒。曾國藩進入翰林院后，決心要滌除舊習，做一個藩屏封建國家的忠臣。他常在詩歌、日記、書信中抒發(fā)感慨，表明志向，在給諸弟的信中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yè)，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3].總之，就是要按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讀書，以實現(xiàn)"澄清天下之志"的宏愿，干一番大事業(yè)。

　　二、與時俱進與經世致用的讀書思想

　　曾國藩在中進士之前，讀書圍繞科舉為中心，范圍比較狹窄。進京后，才得知有經學、理學等其他學問。在著名理學家唐鑒、倭仁等人影響下，曾國藩讀書更加系統(tǒng)化、學術化，知識面不斷擴展。

　　初入翰林院時，曾國藩讀書主要靠自學，帶有很大盲目性。他酷愛古文，尤其專心研讀清代古文學家姚鼐的著作，期望在古文領域能有所建樹。但在京師與學者、名流的交往中，曾國藩發(fā)現(xiàn)當時的梅曾亮、何紹基已遠遠走在他的前面，自己很難在古文領域超越同輩。所以，在讀書治學上只有另找途徑，方能有所作為。后來曾國藩對這一轉變自我解釋說："初服官京師，與諸名士游接。時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貞以學問書法，皆負重名。吾時時覺其造詣，心獨不肯下之，顧自視無所蓄積，思多讀書，以為異日若輩不足相仲伯"[4].于是，便專揀名人著作閱讀，逐漸轉到治理學的道路上。

　　曾國藩治理學首先是從閱讀《朱子全集》開始的。但究竟如何將此書研讀好，曾國藩一時難得門徑，不知如何下手，只好向同鄉(xiāng)唐鑒登門求教。唐鑒"潛研性道，宗尚閩洛"[5],號稱理學大師，在京師士林中頗有聲望。唐鑒一番話讓曾國藩"聽之昭然，若發(fā)蒙也"[6],而主攻理學，兼治古文。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實踐，曾國藩發(fā)現(xiàn)理學家的讀書修身之法不適合自己，遂改弦更張，將研究理學的目標僅限于領會其精神實質，即所謂"粗識幾字，不敢為非，以蹈大戾"[7],而將讀書內容改為主攻古文，兼治理學。同時，他治理學也不再僅限于閱讀程朱二人的著作，而是追溯而上，開始接觸張載、周敦頤的書，并對它們產生了濃厚興趣。

　　在讀書過程中，隨著時間與環(huán)境的變化，曾國藩對不同學派的態(tài)度也會發(fā)生變化。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初，曾國藩對乾嘉以來形成的考據(jù)學還抱著輕視態(tài)度，把它當成細枝末節(jié)，明確表示"考據(jù)之學吾無取焉"[7].但從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開始，曾國藩又開始學習文字訓詁之學，閱讀了大批有關文字訓詁的著作，由此開始接觸考據(jù)學，進一步拓寬了視野。

　　曾國藩讀書始終以理學、史書為核心，他不滿足于僅做一代博學多能的通儒或能吏，而是要將平生所讀所學付諸實踐，重振搖搖欲墜的清王朝。當時掌握全國庶政的六部，除了戶部外，曾國藩先后擔任過禮、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為官期間，他對照各部的特質專心潛讀《通典》和《資治通鑒》，由此洞悉了清代的政治利弊、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

　　咸豐帝繼位，迫于危局，下詔求言。曾國藩鼓起勇氣接連上疏，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國大計傾吐出來。

　　第一道便是《應詔陳言疏》，談論人才問題，他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對如何培養(yǎng)人才、改變吏治，曾國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對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其中政治影響最大的是《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曾國藩指出，要挽回官場風氣，全在皇帝個人的態(tài)度。據(jù)說，咸豐帝審讀后，開始是發(fā)怒，將原疏擲于地，并欲將曾國藩重加懲治。幸賴軍機大學士祁雋藻一再疏解，咸豐帝深思熟慮后，終于被曾國藩忠君愛國的本意感動，對曾加以褒獎。幾篇諫疏也使得曾國藩在朝野內外贏得了"敢于直諫、忠誠為國"的好名聲。

　　在緊張的軍旅生活中，曾國藩仍然堅持每天看書，并結合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有目的地閱讀，"值危疑震撼之際，尤百挫而不擾。蓋其所志所學，不以死生常變易也。"[8]

　　在湖南操辦團練期間，他重點閱讀《皇朝經世文編》和史籍中關于治兵、治亂的經驗，在熟讀兵書比較發(fā)現(xiàn)，明代戚繼光的《練兵實紀》很適合他當下組建湘軍之用，戚繼光以隊為基本單位的編制非常合理，"凡立營，十人為隊，八隊為哨，隊、哨有長……四哨為營"[9].于是他將此法采用到了湘軍中。這種編制從作戰(zhàn)角度來看，的確具有很強的適應性，平時也便于管理。曾國藩還在戚繼光兵法的基礎上，對晚清的兵制實行重大改革，改變了軍隊由朝廷直接調撥、臨時派將帥統(tǒng)轄的舊制。

　　在戰(zhàn)火紛飛、百務纏身的歲月里，曾國藩還特別喜愛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希望從中得到啟發(fā)，找到克敵制勝之方。在他的影響下，湘軍許多重要人物也認真研讀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導船山之學、研究船山之書的濃郁風氣。通過研讀船山著述，曾國藩"經世致用"的思想臻于完善。這樣，船山在當時讀書人的心目中就成了像諸葛亮一樣羽扇綸巾的智慧化身，而曾國藩則成為了青年士子經世治國的榜樣。

　　曾國藩生在封建社會末世，可謂內憂外患，要想保住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地位，僅依靠中國傳統(tǒng)文化遠遠不夠，應突破"夷夏"界限，放眼世界，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作為湘軍最高統(tǒng)帥，曾國藩領教過西洋火炮的厲害。對此，他不但認真閱讀《考工記》一類中國古代技藝方面的書籍，還開始閱讀日本人寫的《新論》以及西方科技、工藝制造方面的著作，由此做出了以擺脫危機為目的的避害反應---開創(chuàng)以自強為目的的洋務運動，使中國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三、讀書之道及其對后世的影響

　　曾國藩不僅是政治人物最為推崇的官場"楷模",更是學者尊敬的讀書"典范".曾國藩的一生便是讀書的生涯，他有著一套自己獨到的讀書方法。曾國藩認為，"看讀寫作"缺一不可。他說："有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習字宜有恒，不善則如身之無哀，山之無木；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誤一不可。"[10]

　　讀書做到眼到、心到是必然的，而手到、口到則更為重要。他每日所看之書皆用筆圈點、評注，并將隨時閃現(xiàn)在腦海里的心得體會記下。幾百萬字的《曾國藩全集》中記載了他大量的讀書筆記，使后生學子不甚感嘆。胡適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種方法"[11].陳果夫曾對曾國藩的這種方法做過點評，他認為曾國藩算不上天資聰慧，但他的長處在于讀書有恒心、有耐心，能夠隨時做筆記，所以進步很快。曾國藩主張讀書以聲調為本，也就是讀書在高聲朗讀的過程中，可以深刻體會作者行文的內涵，便于加深記憶和理解，"非此密泳恬吟，則不能控其深遠之韻"[12].

　　曾國藩讀書講究"約、專、耐"."約"是指讀書要"少而精",抓住重點、刻苦鉆研，直到弄懂、弄透。人的一生精力有限，與其一生四處撒網(wǎng)而收獲甚微，不如在一個方面深入研究而有所建樹。只有抓住一個中心問題，把握它的精華所在，其他次要問題才能觸類旁通。所以，曾國藩一生只攻讀十多種書。"專"即是"讀書不二".讀書的方向已定，那就在這個方面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弄懂每一個問題，集中精力才能步步為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yè)……若志在窮經，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匆患椅母�；志在作古文，則須�？匆患椅募�。萬不可兼營競鶩，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13]"耐"即是讀書時要以字、名為基礎，若一句弄不明白便不可以再看下一句，今天看不懂的明天要繼續(xù)再讀，總之，不弄明白絕不罷休，不可好高騖遠，以速取勝。"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14]

　　對于曾國藩來說，可以沒有美味佳肴、錦衣玉食、華宅麗人，但唯獨不能沒有書，讀書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終生不愛財、不聚財，但卻愛書，愛讀書、愛聚書，大量的書籍成為他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因此，曾國藩為官一生中，深深地打上了"學問"的烙印。他居官治事像個儒者，戎馬倉皇不廢文事，危城之中益誦史書，直到晚年病重時書籍送終，他的讀書風范感染了無數(shù)后生。

　　首先影響到的是他的子弟。從一百二十余萬字的《曾國藩家書》中便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國藩在教導子弟讀書方面的確實花了不少心血。"我能教諸弟進德業(yè)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右作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14]

　　將督促弟弟們進德修業(yè)當成自己盡孝的一種方式。臺灣學者候王渝評說曾國藩以"涵泳"二字作為讀書方法之一去教導他的子弟，這種方法的確有它的好處。受他的影響，曾家不但男子博學多才，連女子也知書達禮。曾國藩九弟曾國荃在他的循循誘導下，由一個急功近利的武夫成為有識之士；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繼承了其父遺風，攻讀外文，成為中國近代著名的外交家；曾國藩次子曾紀鴻專攻數(shù)學、天文，亦有所建樹；曾國藩曾孫曾寶蓀是中國著名的女教育家，創(chuàng)辦了中西合璧的女子學校。曾氏孫子輩、曾孫輩都人才輩出，不能不說與受曾國藩讀書風范的影響有關。

　　曾國藩的讀書之方，對于清末民初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士大夫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嫡傳弟子李鴻章、薛福成、張裕釗、黎庶昌、吳汝綸等人皆一秉師承。李鴻章主要從軍、從政，在學問上的成就不很突出，但他追隨曾國藩以來，耳濡目染，常常告誡自己的子弟："凡讀書有難翻者，不必遽求其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吟。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幾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15]

　　這顯然是對曾國藩"學貴有恒"和"專精一業(yè)，專攻一學"讀書方法的復述和弘揚。其他如張、吳、薛、黎四大學子，在曾國藩的指導下，通過多年苦讀，最終成為清末小有名氣的學者。

　　曾國藩的讀書之道對于今天的讀書人仍具有相當?shù)慕梃b意義�，F(xiàn)代科學技術高度發(fā)達，在收集資料、處理數(shù)據(jù)等方面比曾國藩所處的封建時代要優(yōu)越得多，但是誰也不能用機器去代替自己讀書和思考，需要我們動手、動眼、動口、動腦的機會更多，因而曾國藩所提出的"看讀寫作"缺一不可的讀書方法是極其具有其現(xiàn)實意義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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